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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17-12-14 12:22:43    来源:中国新闻网    编辑:YF352    手机版新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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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日本满蒙开拓团真相

作者:王希亮(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)

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,是日本移民侵略政策的产物,也是战争的受害者。日本战败投降时,青壮年大多充军上了前线,许多人在撤退回国途中受尽磨难,死于非命,还有些人在开拓团长的率领下集体自杀。

2011年7月底,黑龙江省方正县为二战结束后死于当地的日本移民立碑,树立了“日本开拓民亡者名录”、“中国养父母逝者名录”两座名录。名录称,立碑的目的“一为告之日本后人”;“二为展示人类至善大爱”;“三为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;以及“为了更加真实、更有说服力地展示这段历史”。

这两块碑花费了当地纳税人50万元,尽管方正县政府辩称这是一处“爱国主义教育基地”,与“吸引日商投资”无关,还是引起舆论哗然,被网民斥为“中国式碑剧”。

1945年日本投降后,东北地区1.5万名日本移民(大多为老弱妇孺)集结哈尔滨市郊方正县,寻找回国途径,其中5000多人因体力耗竭和疫病流行而倒毙,合葬于日本人公墓;另有4500多妇女儿童滞留,得到当地人的收养照顾,使方正逐渐演变成有名的侨乡,华侨人数和归侨侨眷居黑龙江全省之冠。

一块看似普通的墓碑,沉淀着深沉而复杂的民族情感,最终演化出民间“义士”的泼漆壮举和砸碑闹剧。何以至此?还得从日本移民“开拓满蒙”说起。

开发满蒙新天地

1905年9月,日俄签订《朴茨茅斯条约》,结束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,俄国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旅顺口、大连湾和南满铁路等诸多权益转让给日本。时任日本陆军参谋长、“满洲创立委员会”委员长的儿玉源太郎大将,以其曾任台湾总督的成功经验,提出了战后经营满洲的构想。


他和下属后藤新平共同撰拟了一份《满洲经营梗概》,主张以铁路经营而不是以军队为中心进行殖民统治,“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要诀”—表面上假装经营铁路,暗地里采取包括移民在内的多种措施。这是日本官方文书中首次提出要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。

《满洲经营梗概》迅速提交到日本最高决策层。次年11月,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(以下简称满铁)正式成立,后藤新平被明治天皇任命为满铁首任总裁,他很快制定了一个向中国东北移民50万人的计划。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据此向国会提出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人的倡议,得到军政要员的响应和支持。

1912年,关东州总督福岛安正大将视察关东州大魏家屯时,发现这里土地肥沃,气候适宜,水稻长势良好,决定首先向这里移入日本农民。1914年,山口县爱岩村及下川村的19户农民移入这里,取两村的各一个名字命名为爱川村,这便是日本向中国东北移入的第一批农业移民。

这以后,福岛安正频繁回国鼓动军政各界,宣扬“满蒙开拓”的重要性,煽动农民离开家乡前往满洲开发“新天地”。但由于当时世界性的农产品价格低下,农业开发成本过高,日本的移民政策成效甚微。据1914年统计,在东北从事农业生产的日本移民仅为61人,耕种土地370余公顷。

在日本官方策动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同时,满铁也开始筹划向满铁附属地移民,建设试验农场,其目的是为了“保护铁路,防范抗日势力”。满铁先是采取安置复员铁道守备队员的办法,在满铁附属地安置了数十名复员守备队员,经营烟草、蔬菜、果树等业务;接着又从国内移入一批日本农民,分布在满铁沿线。

1924年,美国政府颁布移民法,对日本移入美国的人数予以限制,致使日本移入美国的人数每年减少2800人左右。日本当局为了减轻国内压力,缓解农业的萧条,再次筹划向中国东北移民。尤其是1927年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后,“满蒙生命线论”甚嚣尘上,1928年,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大连设立农事会社,招募日本农民移入东北,但由于土地、资金的不足以及管理不善等原因,一些农民来而复返,到“九一八”事变前,仅有74人定居。

武装试验移民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日本攫取了中国东北全境,日本政府立即召开了由陆军、海军、外务、大藏、拓务等五大臣组成的“五相会议”,充分肯定“九一八”事变不仅是“解决满蒙悬案的极好机会,又是将大批日本人移居满蒙新天地,解决人口过剩和农村贫困的一石二鸟方策”。


与此同时,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也携带包括移民政策在内的《满蒙开发方策案》返回东京,征求军政各界意见,初步成型了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的构想,并由关东军制定《关于满洲移民要案》,决定采取屯田兵制的方式,首先移入武装移民,以“确保农村纵深地带及边缘地区的治安”。


板垣征四郎

1932年8月30日,日本第63次议会通过了移民经费预算,批准第一次移民经费为107850日元。这样,从上到下,日本军政当局一致确立了向中国东北大量移民的政策。

具体实施移民政策的骨干分子有俩人。一个叫加藤完治,原是日本茨城县国民高等学校(高中)的校长,早年就提出过“海外移民论”,积极鼓吹对外扩张。日本刚吞并朝鲜后,他就上书当局,极力主张向朝鲜移民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不久,他又起草《满蒙六千人移民案》,提交拓务省和内阁会议。

另一个是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,其人是1928年爆杀张作霖的现场指挥者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任伪吉林军顾问。他主张以退伍军人为基干组建屯垦军,一方面可以协助关东军维持治安,一方面屯垦戍边,伺机北犯苏联。


加藤与东宫走到了一起,俩人分工合作—由加藤回国招募移民,东宫则跑到佳木斯一带落实移民地点。

日本国内给移民活动大开绿灯。日本内阁通过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决策案后,日本“在乡军人会”本部立即在茨城、木、群马、新、山形等11个县展开了招募活动。因为上述11个县地处偏僻,农村贫困,人口过剩,而且入侵东北的第二、第八、第十四师团的士兵大多来自这些地区,与移民有同乡之谊,易于沟通和配合。当时提出的招募条件是:1.出生农村,身体健康,有从事农业的经验者;2.在部队训练成绩良好,未满30岁者;3.有独立生活能力者;4.无家庭牵累。

在政府鼓动下,许多在乡(退役)军人踊跃报名,很快按照上述条件招募了492人。他们先在国内进行了20余天的训练后,于1932年10月3日,由现役军官市川中佐为团长,组成第一批武装移民团,离开东京前往中国东北。10月14日,当他们经水路到达佳木斯时,还未下船就遭到东北抗日民众的袭击,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勉强登陆进入市区。

由于东北抗日武装的袭扰,这批武装移民无法进入预定的移民点,被编成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,配合日伪军担负佳木斯的警戒任务。直到1933年2月11日,他们才进入佳木斯的永丰镇,更名弥荣村,这是“九一八”事变后日本武装移民的第一个据点。

第二批武装移民455人,由团长宗光彦带队,1933年7月,进驻距永丰镇40公里的七虎力河畔的湖南营,取名千振村。

此两批武装移民进入东北后,强占当地农民1000余垧已耕地,并协同日伪军残酷镇压和盘剥当地民众,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,爆发了“土龙山农民暴动”,一名日军大佐、数十名日伪军在暴动中被抗日武装击毙。

由于中国民众武装抗日运动的高涨,第三批武装移民拖到1934年10月才成行,全员300余人,进驻绥棱县的瑞惠村。第四批武装移民拖得更久,于1935年9月进入密山县(今密山市)的城子河与哈达河。第五批武装移民于1936年7月进入密山的永安、朝阳、黑台、黑台信浓等四个村。以上五批武装移民总计3000余人,前后历时四年之久,称作“武装试验移民”。

武装移民进入东北后,首先遭遇的是当地民众的武装抵抗,据不完全统计,第一、第二批武装移民中先后有39人被抗日民众击毙。加之生活条件、环境、待遇等同当局的宣传大相径庭,因此,大多数移民思想动摇,情绪低落,纷纷要求回国,甚至像患了传染病一样,先后有千余人提出离队回国申请,最后有157人宣布退团,日本当局称之为“屯垦病”。

百万户移民计划

武装试验移民虽然失败,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国策。1934年12月,日本陆相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,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移民政策,并制定了《满洲农业移民实施基础要纲》,分别送达日本军政机关。接着,日本政府决定成立“满洲拓植株式会社”(后改称“满洲拓植会社”)、“满洲移住协会”及“满鲜拓植株式会社”等机构,为实施大批移民计划奠定了组织基础。

1935年7月,日本政府拓务省正式出台《关于满洲移民根本方针之件》(即“百万户移民计划”),计划从1936年开始,以5年为一期,先向中国东北移入10万户农业移民。在此基础上用20年时间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,总计500万人。1936年“二二六”事件后,广田弘毅出台组阁,将该计划列为七大国策之一,伪满政府也将接收安置日本移民列为“三大国策”之一。

从1937年开始,百万户移民计划正式启动,计划到1941年为第一期,五年内移入10万户,50万人。以后每五年递增10万户,到1956年实现100万户、500万人的移民计划。但计划实施后,到1941年,实际移入东北的日本农民为46462户,107703人,按人数统计,仅完成计划的21.5%。

在这期间,日本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,诸如“分村分乡”计划及组织“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”。前者是将计划迁移的村、乡的全部或半数以上农民迁移到东北;后者是招收16岁以上的青少年(实际有13、14岁的少年加入),组建“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”,以军事化的组织形式,由现役军官带队,先在国内或东北进行半年以上的训练,然后开赴现场。


伪满时期,由日本驶往大连船上的“满蒙开拓团少年义勇军”的合影

日本当局组建“满蒙青少年开拓义勇军”,除了扩充移民数量外,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关东军的后备兵源。从1938年开始招募到1945年,前后组建有246支青少年义勇军,总人数为86530人(另一说101000人)。

从1942年开始,日本实施第二期移民计划。这时的日本,因为发动太平洋战争,致使人力、物力、财力都出现异乎寻常的困窘,关东军加紧实施“北边振兴计划”,疯狂掠夺东北的战略资源,急需大批劳力及日本移民的协力,于是又掀起一场移民的小高峰,到1942年末,大约移入日本移民51240户(包括朝鲜移民)。

1942年以后,日本战局举步维艰,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也陷于萧条期。综上,从“九一八”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,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总数约为27万人(也有28万、29万人之说)。

关东军的“弃民”

日本政府之所以将移民计划列为国策之一,目的很明显:一是解决日本农村的剩余人口,缓解国内经济压力;二是通过增加日本移民数量,使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数量提升到一定比例,进而彻底变中国东北为日本“本土”的一部分;三是利用日本移民维持殖民统治,镇压反满抗日运动;四是就地解决关东军的后备兵源等。

原本生活贫困、居于社会底层的日本农民进入中国东北后,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为殖民统治集团的成员之一,受到殖民统治当局的信赖自不待言,经济上除享受日本政府的补贴外,还从伪满政府领取优厚的待遇,彻底翻身。

日本移民进入东北后,名为“开拓”,但迄今为止,日本移民开垦荒山荒地的史料极其少见,他们利用的土地、家园大多是以低于市价几倍、十几倍的价格巧取豪夺而来。如巴彦县日本会阳开拓团,通过强买强卖,人均占地达15.65垧,而当地农民人均只剩下0.73垧,失地农民转而给日本开拓团民当佃农。

阿城县(今阿城市)四道河子一带有个日本丰村开拓团,该地原住民被日军用刺刀逼进“集团部落”里,1000余垧已耕地落到日本移民的手中,同时还霸占了近30平方公里的山川。另据依兰、桦川、勃利、密山、宝清、虎林等县市统计,日本移民强占当地土地达全部可耕地的57.5%以上。

日本移民还自觉不自觉地以“大和民族”自居,“君临”东北农村。尤其是各开拓团长,多是在乡军人出身,他们置身于伪满政府的法律之外,肆意欺压百姓,奸污妇女,侵吞民财,甚至动辄以“反满抗日”为名把不顺从者塞进监狱。


在东北土地上耕种的日本开拓团村民

1943年,日本宪兵在巴彦、木兰、东兴逮捕了10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民众,其中一部分人的名单就是会阳开拓团提供的,很多人直接被他们抓进开拓团团部施刑。另有史料证实,在五常县(今五常市),一名叫铃木久的开拓团民,仅因为一位农民不肯听他支使,便将其杀死,事后却只被判了4年徒刑。密山日本移民高桥智雄当众抢夺农民的耕马,对方不从,竟行凶刺死对方,还扬言道:“在满洲干什么事都没有顾忌!”日本移民因其肆意胡为,被中国民众背地里称为“屯匪”。

由于日本的移民侵略,一批当地农民被逐出家园,日伪当局将这些人称为“内国开拓民”。他们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,被驱赶到荒漠或边远地区,得不到日伪当局的丝毫补贴,过起野人般的生活。有资料证实,宁安石头站附近的八个村屯,因为地理位置方便,土地肥沃,日伪当局强迫当地农民迁移到黑河,声称黑河出金子,三年内不必缴纳“出荷粮”,不当劳工等等。结果,八个村的农民被迫举家迁往人生地疏、衣食无着的荒凉之地,只能住草棚、吃野菜。据初步统计,仅宁安芦家屯300余户、1500余人迁移到黑河偏远地区后,三年间病、饿死者达287人,占总人口的19.1%,其中有谭姓和尤姓两家人因冻、饿、病等原因死绝。

日本战败投降时,日本移民中的青壮年大多充军上了前线,剩下的多是老弱妇孺,许多人在撤退转移途中受尽磨难,死于非命,还有些人在开拓团长的率领下集体自杀(如麻山事件),从这一意义上说,他们也是受害者。

数据显示,日本投降后,大约27万日本移民中,非正常死亡者约为78500人,其中集团自杀(包括个别自杀者)11520人,另有约7000余名10岁以下的儿童被丢弃在东北,除夭折者外大多被当地中国民众收养。还有一部分18岁以上的少女、妇女嫁给当地的中国人,形成近代中日民间交流史的第一次畸形婚姻,也是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人二世、三世(即母亲或外婆系日本人)返回“祖国”的成因。

这些日本移民在二战末期之所以颠沛流离,缘于关东军的“弃民政策”。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不久,731细菌部队、化学部队人员(包括家属)、在东北的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官员、满铁社员、企事业机关人员及其家属几乎全部安全转移回内地。唯有日本移民在统治集团的心目中没有位置,视为随时可以遗弃的对象,既没有发出任何形式的照会或通知,更没有安排任何转移措施,造成大批移民乱了方寸,惶惶然盲目逃遁,甚至将自己的子女丢弃,酿成影响迄今的日本“残留妇人”及“残留孤儿”的历史悲剧。

——文章发表于《凤凰周刊》2012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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